分类方式宜由繁化简 源头减量要人人有责
▲在丰台区西罗园街道首座绿洲小区广场上，回收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游戏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方法及垃圾回收制度。本报记者 邓伟摄
?东城区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箱在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社区投入使用，居民们排队体验投放垃圾，换取积分礼品。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大棒骨属于厨余垃圾吗？卫生纸算可回收垃圾吗？过期化妆品该往哪儿扔？……近日，记者走访本市多个小区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随机采访的15位居民中，仅有4人能准确回答上述问题。
作为全国第一批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试点城市，北京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话题已不陌生，但实际体验却并不理想。
今年1月，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128人次代表联名提出7件涉及强化生活垃圾分类的议案，经审查决定，合并为“大力促进源头减量，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议案，交市政府办理。
昨天，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审议了议案办理情况报告，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如何让居民切实参与、真正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是市人大常委会议案督办的核心。督办结果显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在凝聚人心的同时，简明清晰的分类方式、持续深入的动员指导显得尤为重要，要让居民愿意分，也要让居民知道如何分，更要真正做到方便分。由繁化简，“干湿分离”的分类方式或许更值得推广。
居民困惑：想分类，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分
现场探访
面对小区里摆放的各类垃圾桶，珠江帝景的居民高女士仍然感到烦恼：“我去国外玩的时候，看到垃圾桶上会画上水瓶、电池、果皮等相应的物品，指导大家投放。北京在这方面好像做得不够细。”
“超市里买回来带外包装的蔬果、生鲜，要把果皮和塑料袋放到不同的垃圾桶里。坏掉的小电器，塑料部分、废旧电池、电子线路板都要分门别类。”高女士坦言，最麻烦的是，经常会把类型分错，把A扔到B的位置。
难点
厨余垃圾准确投放率仅两成
生活垃圾分类在北京已走过20多年。
1996年，北京生活垃圾分类从西城区大乘巷社区迈出第一步。
2000年，北京成为全国首批八个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之一。
2011年，我国首部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地方性专项法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于次年3月施行。条例在很多方面带有创制性，为首都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奠定了法制基础。
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正式开展。
……
副市长张家明在会上介绍，目前本市已探索形成四种行之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模式：一是建立有人值守的垃圾分类驿站，兼具垃圾称重计量和积分奖励功能，方便有意愿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从而形成稳定的垃圾分类基础参与人群。二是采用撤桶撤站方式，实行定时定点流动收集，最大程度的实现垃圾回收不落地。三是采用上门或定点回收再生资源、厨余垃圾等方式，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分类、提高回收量。四是在部分有条件的小区设置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箱，减少人工成本，扩展垃圾分类服务范围。
然而，垃圾分类仍然未成为居民的普遍行动和生活习惯。
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居民对生活垃圾“四分类”知晓率达到了80%，但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参与率仍然较低，对厨余垃圾的准确投放率仅有2成。“居民对生活垃圾的分类还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导致收集到的‘分类垃圾’还是混合垃圾，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郝志兰说。
生活垃圾分类意义重大，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并不尽如人意。如高女士一样，大部分的市民对具体的分类方法仍然一知半解。缺乏有效的指导，分类方法略显复杂是原因之一。记者走访十余个社区，仅有一两个在垃圾桶旁贴着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海报，部分小区甚至连垃圾桶上的文字标示都已看不清楚。
政府实招
分类知识纳入学校教育课程
去年，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形象代言人——黄色的八爪章鱼宝宝“分小萌”正式亮相，活泼可爱的形象惹人喜爱，章鱼的卡通形象寓意垃圾分类应当多伸手、人人管。
“垃圾分类要从娃娃抓起。”张家明说，为此，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要求将纳入学前及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开展“小手拉大手”等社区共建活动，把学生和家庭成员垃圾分类情况向学校和社区双反馈。
人大专委会建议
“干湿分离”从简明易行入手
朝阳区劲松五区是本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小区里原本绿、灰、蓝三个颜色的垃圾桶，已被一大一小的两桶取代。小的垃圾桶容量120升，专收“厨余垃圾”；大的垃圾桶容量240升，回收“其他垃圾”。
劲松五区实行的，正是市城管委正在推广的“干湿分离”新模式，居民生活垃圾由原来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类，简化为更直观清晰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
为尽量减少居民在识别垃圾类别上的困惑，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普及简单易操作的生活垃圾分类常识，让居民切实掌握“干湿分开”的分类方法，从正确投放厨余垃圾开始，逐步提升垃圾分类成效。
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绩效考核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应明确区、街（乡）垃圾分类工作职责，将垃圾分类开展情况作为对区主责部门、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绩效考核内容。
同时，以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为抓手，开展在职党员带头分类；以党政机关、公共机构落实强制分类为契机，要求所在单位人员带头分类；以绿色环保为主题，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知识进校园、进学堂，“小手拉大手”促进家庭垃圾分类；开展好机关大院、部队大院的垃圾分类活动。
收集运输到底谁来负责？
现场探访
任先生住在丰台区一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早上七点出门上班的他走出单元楼，顺手将两袋垃圾扔在了门口的一个垃圾桶里。“垃圾分类？小区可能有吧，但基本是个摆设，离单元楼口最近的那个桶总是最先装满，时间长了颜色都快看不出区别了。”
家住东城区崇外街道某试点小区的刘阿姨家则有着另一种垃圾分类的苦恼。起初，刘阿姨一家按照小区指导，将塑料瓶、废纸等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区别分装。不过，她很快发现，自己努力只是徒劳。“不管哪个桶，环卫来了也是一车拉走，分了也白分。”
难点
分类不到位和混装混运现象并存
记者调查发现，相较于“不知道怎么分”，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因为对于垃圾末端处理没有信心，生怕自己做无用功，才“懒”得分垃圾。
“干湿垃圾在家分好了，却看到保洁人员混在一起收走。”“居民总是随手乱倒，怎么分开收运？”前端影响后端，后端制约前端，没能形成良性循环是当前垃圾分类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指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不到位和混装混运现象并存。一方面，混装混运现象影响了居民开展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居民垃圾分类不到位，也影响了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效果，造成了垃圾投放主体和收运主体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推责的恶性循环。
在北京，居民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工作主要由各社区物业负责。“我们已经明确了物业公司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管理的主体责任,或采用政府购买社会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落实分类收集,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张家明表示，虽然法规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责任和罚则，但物业等管理责任人对居民个人参与垃圾分类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压力传导不够。对居民个人参与垃圾分类只有鼓励和倡导,缺乏约束和强制,导致居民参与率增长缓慢。同时,居民源头垃圾分类质量不高,也影响到末端资源化处置。
政府实招
学校医院景区酒店将强制分类
在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北京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张家明介绍，目前，本市已推进118家市级和1660家区级党政机关、1064个学校、271个医院、528个商超和446个旅游景点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进一步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本市将继续推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逐步实现全覆盖。
探索建立“不分类不收运”机制
为进一步规范物业等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行为，张家明表示，将加大对未分类收集贮存生活垃圾、将生活垃圾交由未经许可或备案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处置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力度。严格查处收运企业“混装混运”行为,对情节严重的要逐出市场。
同时，强化管理与执法的联动,探索建立“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对未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单位,管理部门要提出整改意见,对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拒绝收运并移交执法部门处罚。小区垃圾桶、垃圾楼、转运车辆将加装身份识别和称重计量设备,对责任主体产生的各类垃圾进行全流程实时监管。
人大专委会建议
违反生活垃圾分类规定应受罚
“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近20年来效果不佳，说明单纯地倡导鼓励是不够的。”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提出，必须依法推行强制分类。因此，要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通过立法明确分类投放是垃圾产生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对违反生活垃圾分类规定的行为，要设定相应罚则，使垃圾分类成为人人皆知、人人皆守的规矩。把垃圾分类纳入信用管理体系，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及居民违反生活垃圾管理规定的情形归集到信用体系平台，依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
示范片区能否真作示范？
现场探访
每天下午三点，在丰台区西洼地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王士杰都要亲眼看着分类好的垃圾被装上垃圾运输车。
“我们的工作是把居民扔下来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为了提高效率，王士杰想过很多办法，给大家发可降解的垃圾袋，上门收购可回收垃圾，甚至是盯在垃圾桶前指导投放，可是只要还存在一定比率的混合垃圾，就必须进行二次分拣。目前小区内10名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一系列硬件设备的开支，使得实现垃圾分类的成本依然很高。
难点
二次分拣依赖度大
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始于2017 年。张家明介绍，2018年底，全市开展示范片区创建的街道（乡、镇）总数达到100个，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达到30%。今年将在总计224个街道（乡、镇）开展示范片区创建工作，覆盖率达到60%。
所谓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有“三个全覆盖”的评价标准，即：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主体责任全覆盖，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再生资源、有害垃圾、其它垃圾等分类品类全覆盖，各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个环节全覆盖。
议案督办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对7个区的12个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的居民小区进行了随机抽查。检查发现，厨余垃圾分出率较好的5个小区，基本靠的是“绿袖标”的现场督导和二次分拣，人力成本较高。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还处于制度覆盖推广上，与实际覆盖差距较大。垃圾分类如果没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参与，就会出现‘试点成功，推广困难’的现象。”郝志兰说。
政府实招
强化验收考核
“通过验收的示范片区要经得住看，经得住查，经得住称，切实起到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张家明表示，下一步将严格落实各项工作流程和验收考核标准。强化示范片区日常运行管理检查考核，建立垃圾分类“周检查、月调度、季通报”制度，层层传导压力，不断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和正确投放率。
此外，在全市500个行政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今年实现97%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门头沟、怀柔、延庆区通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区验收，完成全市16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75%的治理任务。
人大专委会建议
向“实际覆盖”转化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建议，要抓紧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工作从制度覆盖转化为实际覆盖。杜绝增量，新入住小区严格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大力实施以“干湿分离”为基础、简明可行的分类方法，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切实走出“试点成功、推广困难”的怪圈。此外，加大对末端分类处理和中端分类收运环节的支持力度，积极搭建平台，吸引市场化、专业化、网络化运营的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他山之石
约束机制：
实行“污染者付费”
纵观国内外成功案例，除了靠民众素质，还离不开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鼓励市民环保、践行垃圾分类，台湾地区的台北自2000年起强制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规定市民必须将一般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分开。一般垃圾只能装入政府指定购买的垃圾袋后投入垃圾车，投放垃圾时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照规定分类，会被罚款。
台北还实行严明的奖惩措施。如果有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乱扔垃圾、没有使用专用的垃圾袋、没有进行正确的分类等，都有可能会被罚款。大家也可以举报不守规矩的人，如果证据确凿举报者还可分得一定比例的罚款。
为防止随地乱扔垃圾，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上海经验：
严格执行分类收运
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面，上海明确了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要求。有害垃圾交由环保部门许可的危险废弃物收运企业或环卫收运企业专用车辆进行分类收运。可回收物采取预约或定期协议方式，由经商务部门备案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环卫收运企业收运后，进行再生循环利用。湿垃圾由环卫收运企业采用密闭专用车辆收运，严格落实作业规范，避免收集点对周边环境影响，避免运输过程滴漏、遗撒和恶臭。干垃圾由环卫收运企业采用专用车辆收运。
记者手记
生活垃圾分类
有赖每人迈出“第一步”
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这些年来，效果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市民的印象仍是成效不明显。
从议案督办的结果来看，支持分类的市民占绝大多数，但真正实践的却是少部分。一方面，说明市民分类的意愿很高，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怎样消弭从理念到行动之间的差距，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再到市民个人，都需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万事开头难。分类投放，也就是我们每天的“扔垃圾”，是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首要环节。降低分类投放难度，采取“干湿分离”的两桶模式，显然更易被市民接受。
与此同时，居民分类意识和习惯的培养也是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的难点所在。作为“模范典型”，深藏在老城中的大乘巷小区虽然没有物业管理，但430户居民却20年如一日的坚持着垃圾分类，向新住户科普垃圾分类方法已经成了老住户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改变几十年、十几年的生活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无论是日本、台北推行的“谁污染谁付费”，还是上海在分类收运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值得我们借鉴。
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必然会经历一个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培养期。这有赖于更完善的系统和流程、简明清晰的分类方法、行之有效的奖惩措施，更有赖于更多人性化的推广方式，让普通市民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举手之劳”对我们这座城市及自身生活的重大意义。
每位普通市民，不仅应该成为一座城市里的生产者、消费者，更应成为这座城市的治理者，以一丝不苟、人人动手、不厌其烦的态度，创造出更良好的生活环境。
(责编：孙红丽、夏晓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