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王卫国在处理医疗兜底保障基金的申请信息。
受访者供图
图②：刘贵明（右）在城上村温室大棚内和村民一起采摘西红柿。
赵文祥摄
图③：孔青山在为乡亲们建凉亭，为村庄再添新景。
李 勇摄
图④：阿子尔哈在为养殖的牲畜喂食。
蔡晓华摄
图⑤：李三正在查看蜂箱。
受访者供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区三州”地区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确保如期摘帽，还要付出不少努力。记者采访了5位当地的干部群众，听听他们今年的打算。
干部各负其责。有的要抓好扶贫对象的健康管理，及时提供医疗保障；有的要继续做大旅游产业，让乡亲们享受更多实惠；有的要走好产业发展道路，扩大就业增加村民收入。
群众也有计划。有的准备让在外工作的亲人回乡，脱贫之后要致富；有的自己日子好了，还要带着乡亲们一块奔小康……大家都想干好今年这关键一年，啃下硬骨头，迎来好日子。
实践证明，深度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思路对头，措施得力，有信心、有干劲，深度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编 者
医疗保障兜底，减轻看病负担
叮当当，哐啷啷，一辆车像要散了架。从西藏江孜县城到加克西乡卫生院，两小时的山路，说不清是因为颠簸还是缺氧，我走到一半就开始呕吐。以前久居上海，哪里走过这样的路？到了乡卫生院，下车一瞧，不防风，难挡雨，检查设备也没有。
作为上海的援藏医疗干部，这次下乡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后来，我又跑了许多乡镇卫生医疗机构，条件普遍简陋，江孜农村的老百姓要是得了大病，大多得跑到县医院看病。
基层医疗力量薄弱，西藏山路又崎岖，百姓看病很困难。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一直惦记着咋解决。去年底，我们开始在县医院建设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办起了医疗服务远程培训班，上海的医生给江孜的医生上课，培养“基层全科医生”，让农村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在西藏，先天性心脏病、包虫病、肺结核等高原易发疾病困扰着当地群众。去年，江孜救治了建档立卡贫困户418人，减免救治费用达到388万元。乡亲们得了重病到外地治疗，路费药费都不便宜。为此，援藏工作组设立了医疗兜底保障基金，从援藏资金里支出200万元，专门帮助贫困乡亲外出看病。
扎西顿玉是卡麦乡一个贫困户的孩子，去年得了肾积水，江孜县医院的医生给他切除了左肾，之后他一直在家疗养。我们连线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那边的专家说，能到上海救治最好。但路程远、费用高，愁坏了娃爸妈。后来，当地卫健委和工商联、民政局一起想办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送去上海治好病，如今孩子已经健康回到了家。
从上海来到西藏，工作中的困难很多。但是，看着患病老乡们康复后的笑容，我就感到很开心。今年，我们准备好好抓扶贫对象健康的动态管理，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争取让小病患者病情不恶化，大病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在奔小康的路上不被落下。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卫健委副主任、江孜县人民医院院长，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成员王卫国讲述
本报记者 徐驭尧整理
旅游还要更火，实惠越来越多
城上村不在城里，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一个小山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与之结缘。当时我还是县供电所的“小年轻”，负责上城村的抄表工作。“土房土路，土炕土豆”，是我对村子的印象。2015年，我被单位选派到上城村担任扶贫干部，成为一名“上城村人”。
结合村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村里提出了开发生态文化旅游的构想。4年多来，村里争取各方资源，除了发展旅游业以外，还建了蔬菜大棚、搞果蔬种植、成立木材加工厂、打造烧烤营地……乡亲们口袋鼓了，眼界宽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他们带回来的想法有时也让我大开眼界。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永难忘怀。2018年3月，因为任期原因，县里打算把我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通知发出以后，170多名村民联名致信县里，要求把我留下来。那一个个不规整但却认真的签字，还有密密麻麻的红手印，让我一想起来就热泪盈眶。面对乡亲们的信任，咱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
2020年是我们村发展的关键一年。创建全州乡村振兴示范村、全面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说起来，今年要干的事还不少呢！几百年历史的古城墙遗址、别具特色的青海民间社火、小曲，还有个儿大皮薄的核桃、香酥爽口的软梨，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资源。我们还引进国外油葵，集观光旅游与油料作物种植于一体，今年将继续优化品种、加强推广，让“致富花”流出更多“致富油”。
前段时间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让我们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们将做好休闲垂钓鱼塘、儿童游乐场等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完成、早日营业，让大家伙儿享受到更多实惠。也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城上村游高原古城、看民间社火、听花儿小曲、体验最美尖扎风情。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康杨镇城上村扶贫干部刘贵明讲述
本报记者 贾丰丰整理
拓宽产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
“孔书记，我今年计划多买入100只刀郎羊，您看成不？”刚刚电话响了，是艾尼瓦尔·赛买提打来的。如今，科克提坎村的村民越来越主动，早就从“要我脱贫”变成了“我要脱贫”。
记得我刚到村里时，村民们干劲不是很足。村子地处南疆喀什地区，是深度贫困村。最关键的是，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
要想转变村民观念，光说教没用，咱得干实事！
2018年3月，我带着几名村干部去地头召集村民开了个会。我站起来，提出了一个方案：咱村要搞土地托管。村里的托管中心来提供服务，你们不用自己种地就有钱拿。
“哪还有这等稀奇事？不行不行！”村民们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来说去，大家心里还是没底，担心搞不出个名堂。毕竟，当时南疆地区农村土地托管还是空白。
我认为，土地托管是最适合科克提坎村的方案。土地托管，以“党建+托管中心+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为村民提供集“耕、种、管、收、加、贮、销”一条龙的全托管和两项以上服务的半托管模式，可以最大程度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村里做事，大伙儿看的是结果。2018年4月，村里的重点贫困户们在村党员干部的带领下陆续签订了土地托管协议。一年下来，每个重点贫困户都拿到了每亩1000元的分红。结果摆在那里，大家纷纷参与，短短几天就有近800亩地入了账。
土地托管解放了劳动力，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但说到底，想要稳定脱贫，必须增强大家的内生动力。
这两年来，我们拓宽渠道转移劳动力，并创办了阿尔祖服装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林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蔬菜林果配送农民专业合作社。我还跑到县城聘请专家实操演练，举办服装、电焊、建筑工及养殖种植技能培训，培训村民200余人次……如今，村里人均收入达到10886元，村民钱袋子鼓起来了。
2020年，我们会再加把劲，继续坚持以托管为中心，走合作产业化道路，扩大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老乡要脱贫，不能靠一人。在科克提坎村，可不只我老孔，咱村民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计划，清楚着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信厅驻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科克提坎村第一书记孔青山讲述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整理
全家人在一起，忙脱贫奔小康
最近降温，下了一场春雪。我们这山上，下雪是常事。看着天气快要放晴了，我得赶紧去把喂牛的草料翻一翻。自打这些年精准脱贫政策不断落实，家里的变化可真大哩。
我们家世代居住在四川省普格县大槽乡解拉莫村，村子海拔2500多米，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以前全家七口人挤在20多平方米的土房里，冬天寒风都可以顺着墙壁的裂缝吹进来。那些年，我和老伴就靠种几亩玉米和洋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现在的日子好多了，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2017年，我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们家种了烤烟，又养了牛。这两年烤烟丰收，收入不断提高，我就存了一笔钱把土房子也给维修了。这几天，乡里的干部来找了我几次。因为我正准备修建一处新的牛圈，他们听说后热心地帮我看场地，又请专业人员帮忙规划、设计。我们村的通村硬化路去年底修好了，现在建设材料运输非常方便，等材料到了就可以开工了。
牛圈旁的新房子是政府补贴4.5万元修建的安全住房，有60平方米，以后我们一家人就住这里。修牛圈的同时，我准备让施工师傅帮我把新房子外墙抹一遍灰，这样看起来更漂亮。每天我都要到新房子里面去看看，心里高兴啊。
我20岁的小儿子很懂事，在苏州务工。老伴去年也跟着去打工了。他们每个月在外能挣6000多块钱，寄给我2000块贴补家用。加上种植养殖的收入，家里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儿子在苏州还买了小轿车。
今年我们村要脱贫摘帽，老伴年纪也大了，我准备让他们年底就回来，让儿子把家里的脱贫产业接过来，一家人脱了贫继续奔小康。到时候，还要让儿子开着车常带我们去县城转一转呢！
瞧，太阳出来喽！想着未来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心里暖暖的。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大槽乡解拉莫村阿子尔哈讲述
本报记者王明峰、通讯员王旭阳整理
提高养蜂技术，带领大伙致富
去年，我们一家四口连遇三件喜事：第一件是10月份从住了40年的大山里，搬进县城附近的易地扶贫安置点，分到一套80平方米的新房子；第二件是家里种植的60多亩草果喜获丰收，卖得2万多元；第三件是林下养殖的中蜂赚到近3万元。
我们家的三件喜事，得益于党和政府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我是傈僳族，没上过学，甚至听不太懂汉语，外出打工找不到门路。2014年，我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能短。6年前，我看到其他村寨有人开始种植草果，收入还不错，也想试一试。一打听，政府免费提供草果苗，还给培训种植技术。
政府大力支持，加上我和妻子都不怕吃苦，如今，我家已经种了60多亩草果。种植后第四至六年逐步进入挂果期，这两年正是草果的采收期。去年搬进城，起初我还担心种植的草果怎么办。好在政策明确了搬迁后原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场权属不变，其他享受的惠农政策也不变，让我家搬迁后的收入来源有了保障。
脱贫之后还要致富。这回，我盯上了养蜂这门“生意”。怒江的冬蜜品质高，市场上很畅销，用木桶招养野生中蜂也是怒江的传统产业。恰好县里组织免费的养蜂培训，我就隔三差五过去听课，3年来至少参加过五次中蜂养殖培训。
现在，我的养蜂技术基本成熟，我也萌生了教会更多人的念头。于是，我参加了村里的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发现34户社员中的绝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养蜂方法，这让我学到的新技术有了用武之地。
去年，我一共招养了66箱蜜蜂，卖蜂蜜和蜂群赚了近3万元。按照合作社的协议，我把其中40箱分给了8户社员发展，每户分得5箱。前几天听这8户社员说，年初他们采集冬蜜分别卖得500元至2000元不等。我这心里，可比吃了蜜还甜。
2020年，我会继续管理好草果地和养蜂基地。养蜂方面，我要加强分箱技术，把一箱中蜂从目前每年只能分出2箱的技术，提高到每年分出3至4箱的水平，把我负责的8户社员的养殖水平和规模再提高一倍，让他们也走上和我家一样的脱贫致富路。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茨开镇嘎拉博村李三讲述
本报记者叶传增、通讯员王靖生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14 版）
(责编：杨光宇、曹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