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鼠年春节，企业家们过得都不安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企业闻风而动，为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城市，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抗击疫情斗争，捐钱捐赠医疗物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为国分忧，共赴国难，我们责无旁贷。
阿里巴巴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从海内外直接采购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武汉及湖北的医院。阿里巴巴旗下盒马武汉门店每天为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武汉第六医院提供免费三餐。
复星将1000套符合欧盟医疗级标准的防护服送到武汉协和医院。
为支援武汉蔡甸应急防控医院建设，联想集团捐赠所需的所有IT设备，美的集团捐赠全部所需家电产品。
湖北天门人陈东升创办的泰康，1月22日率先对武汉十万余医护人员捐赠每人 20 万元保额的保险，还向武汉多家医疗防疫机构捐赠1000万元。
苏宁旗下家乐福中国官方承诺，洗手液、消毒液、清洁剂、消毒柜、空气净化器等产品及时补货，承诺健康商品均不涨价。
自如宣布，武汉大陆坊自如驿紧邻江岸区主要救治医院，免费向有需要的医护人员开放。
新奥集团在前期为湖北武汉、黄冈和咸宁等地捐献紧缺医疗物资后，接着又通过河北省红十字会，向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捐款1000万元，用于他们的专业安全防护、工作生活保障及其他意外事件的援助。
均瑶集团背景的“吉祥航空”HO1340来了一次“神操作”，大年初四在飞入中国境内后“空中改航”，掠过上海浦东机场，直飞武汉，护送94位湖北旅客的吉祥航空回家过“破五”。机组成员甘冒隔离观察14天的风险。
这些天，众多的民营企业类似的贡献案例还有很多很多。企业家群体这样的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之一，除了创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外，社会公益意识逐步增强，回馈社会，造福桑梓，理应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这次抗击疫情，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动员能力、资源调配效率和基层的行动能力，强大而有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来遏制疫情扩散，值得称赞。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许多措施实际上正在成为疫情应对的新标杆。”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能力为基础，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发挥，也是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希望工程”时，提出了“创新社会动员机制”的命题，值得深入思考和体会。
民营企业的一个优势，就是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覆盖面广阔的网点，畅通的物流渠道，让生产要素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把社会急需的产品和服务，匹配推送到客户面前。这次疫情爆发后，一些民营企业直接响应医院的请求，或者通过同学会、老乡会等了解到前方的紧迫需要，组织医疗物资，定点精准投放，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时期，盘尼西林就是战略物资。如今面对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医用口罩、防护服、手术手套等一夜之间也成了国家战略物资，这些医疗物资意味着生的希望，特别是在一线与病毒战斗的医护人员的安全！政府对不少生产厂商和物资实行统一调度，有利于平抑物价，统筹安排各地防治疫情工作。民营企业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在政府还没想到的地方拾遗补缺，做点贡献，把散布在各地的有用资源挖掘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说，各级政府和民政系统指定的慈善组织是应急管理的主力军和主渠道，民营企业以其资源整合能力和较强的执行力，也是一支重要的偏师，能起到突击队、游击队的作用。
在全国性的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如何加强和改善应急管理，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在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灾害应对的主体责任前提下，还需要广泛吸纳民营企业的资源投入，鼓励和培育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形成全社会的合力。2003年“非典”主要发生在北京、广东几个中心点，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借助春运，从武汉带出全国性的扩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又容易放大公众焦虑和恐慌，更需要散点分布、全面开花式的救助。把民营企业动员起来，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和官办慈善组织的力有不逮之处。
汶川地震时，以“80后”为主体的300万志愿者冲锋在前；这次疫情由于病毒易感的特殊性，原子化的志愿者个体投入前方受到限制，而对于资源的批量整合和物流配送，资金的迅速到位，民营企业成为民间救援的中流砥柱。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科技支撑”，在数字化转型中得风气之先的民营企业可以大有作为。在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民营企业要争做科技创新的主体。在这场防治疫情的斗争中，可以顺势推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互联网+餐饮”“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就业”等项业务，从应急措施变成业务常态，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升级换代。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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