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进入以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革命时代，智能技术无疑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产业发展的新蓝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深刻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趋势，对在“十四五”中推进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赢得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主动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智能革命时代的挑战
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革命。网络化使网络成为记录个人兴趣、追溯文化变迁、预测社会事件以及揭示社会境况等的新阵地。数字化使人的生活方式从购买有形实物向订购无形服务转变。智能化正在颠覆基于人与工具二分所建构的制度和法律法规。这样，当变革与颠覆成为未来发展的常态时，就迫切要求在深化智能革命的进程中，加强跨越传统学科的交叉研究，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置于文明转型的中心，前瞻性地架构引导、约束和规范开发与应用赋智技术的生态，以此确保智能文明的健康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素梅指出，智能文明不仅是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明，而且必须是植根于人文土壤中的文明。因为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迫使人类必须面对“什么是人”的古老问题，展开关于人类未来的伦理拷问。这表明，向智能文明的转型，不是发展信念的转变，而是概念范畴的重建。如果说，早期人与自然的分离拉开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是人类超越自然神话和开始拥有真理的过程，那么，重新守望自然性和踏上回归自然的征程所开启的“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则是人类超越技术神话和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是将人的生存环境从科技环境转向人文环境的过程。
英国政府任命的首位人工智能技术大使、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教授温迪·霍尔认为，在智能革命中，应当关注相关技术在数据接入、隐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他强调，人类应当负责任地发展AI。
“信任”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教授撰文指出，人工智能的信任度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全世界都在加强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探究怎样的人与技术信任才可以有效的方式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对人类不造成伤害。
如，IBM就以“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为其研究目标，积极致力于研究构建和能够使人类信任的人工智能。
2016年底，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学会（IEEE）在其所阐述的“伦理辅助性设计”中，将构建人与人工智能系统间的正确的信任层级视为一个重要议题，并指出应建立包括标准和规范主体在内治理框架来监督保证过程和事故调查过程，进而促进公众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信任的构筑。
2017年7月，我国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促进社会交往共享互信。促进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建立新型社会信用体系，最大限度降低人际交往成本和风险”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2018年12月18日，欧盟委员会由52名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所组成的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起草了“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经过几个月的意见征询后，于2019年4月18日，在其发布的《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中，将构建可信任作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
2019年2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在其所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和政策的挑战》”中，认为：在当今社会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了信任的退化。因此，应当采取行动，以推进负责任地和可信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2019年6月，美国人工智能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9更新版》，构建信任被列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项任务；
2019年6月，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于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将“安全可控”定为第五条原则，并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应不断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靠性、可控性，逐步实现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
欧盟委员会从技术和伦理两个维度解析了何为“可信任人工智能”；IBM所提出的“受信任的AI”意味着值得信任是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寄予的期望。毫无疑问，可信任（信任度，值得信人）是信任的一种表征，是人工智能信任的一个重要维度。
莫瑞奥萨瑞·塔迪欧曾指出：“信任和电子信任被以如下三种方式予以界定：（1）作为可信任性的一种盖然性的评估；（2）作为一种基于伦理规范的关系；（3）作为一种行动者的态度。”因此，就人工智能的信任而言，至少应与如下三个方面相关：与人相关，因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发端于人；与社会环境相关。良好的信任社会体系与信任社会制度将为人工智能的信任提供良好的存在语境；与技术相关，如技术过程（如算法的透明性与可靠性等）、技术目的、技术的性能与效应等诸如此类的技术要素，是人工智能信任的必备要素。因此，人工智能的信任应包括人、技术与环境等。
其次，构建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信任是一种信念，一种态度意向性。“不能建立信任，特别是最终用户的信任，惠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个人数据生态系统就将永远不会存在。”同样地，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正是基于此，在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9更新版”中，明确指出：美国必须培养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和信心，在技术的应用中，应保护公民自由、隐私和美国价值观，从而让美国人民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
再者，人工智能自身信任度的构建，即人工智能自身的可信任问题。人类对技术的信任，需要技术的性能作为其值得信任的背景。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信任度应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应有之义。纵观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与规划，这一主题一直备受关注。关于此的阐述，从内容上看，包括关于人工智能信任的重要性、构建途径、评判标准等。如：在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学会关于“伦理辅助性设计”中，将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等视为构建用户对人工智能系统信任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欧盟委员会的《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将人类自治原则、避免伤害原则、公平原则、可解释性原则等作为构建人工智能可信度的基础原则，将人的能动性和监督能力、安全性、隐私数据管理、透明度、包容性、社会福祉、问责机制等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需要满足的条件；美国最新版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则进一步强调了发展人工智能信任度的重要性，并将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作为其战略之一。
码链为人工智能搭建信任生态
全球二维码扫一扫组合专利技术发明人徐蔚，在他编著的《码链新大陆物格新经济》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码链为人工智能搭建的信任生态，在引导新一轮的文明转型中，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如何构建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生态？
徐蔚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础是“以人为本，道法自然”，
数字时代的智能革命，如果背离以人为本这一基础，在不断发展中增加的都是机器及智能机器人的外延。这样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就是错误的，对人类社会而言就是极其危险的。
人工智能的等级划分，如按照实力，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Intel ligence，简称ANI)、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Intel ligence简称AGI)、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简称ASI)等三个等级。
AlphaGo虽然在围棋领域如神一般存在，但还是ANI弱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简单地说，AlphaGo可以跟你对弈一场围棋，却不能跟你玩五子棋，因为AlphaGo的“大脑”里“学习”的都是围棋棋谱，但它并不能理解围棋的元素，因为这些属于无法从数理上做出判断的领域，是电脑不可能具备的人类固有认知，但是不影响它下出妙招，因为这个只是“推理算法，最优选择”的叠加。
人工智能实现的是物的智能化。简而言之，之前我们看到的物往往是静态存在或机械存在，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静态的物可以运动起来，也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处理，实现物与物之间的自动交互。人工智能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但基于虚拟IP链接的互联网首先实现的是计算机等终端作为机器的连接，即使终端从PC到了手机，其核心本质并未改变。而物联网则可以进一步扩大“以人为本”连接的主体和范围，即以“数字人”为核心链接的枢纽。以观察为半径，通过“扫一扫，看一看及未来的想一想”，以数字人为中心，构建“以人为本，万物互联”的新世界，实时记录，全程溯源地数字化记录人类的社会化行为，从而构建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行为记录发生地就在码链体系通过打通扫一扫与北斗卫星底层数据，在地球上划分的10米x10米的一个个“物格”：它既是物理空间方格，也是物联网格，更是数字地球的基础组成部分。
这样就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以“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只是堆砌了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存储技术，结合宽带技术的发展，构建而成的“虚拟地球”，与“机械工程设计领域的数字孪生（Didital Twin）”类似，只有技术呈现，没有生命表达、更没有人文，遑论文明。
人工智能不应该仅仅只是物的类生命化或类人化，其本质如果只是模仿动物或人的移动、思考等行为，那对于人类而言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玩具，目前还没有看出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致命危害，甚至危害人类种群的生存。但是，目前西方大力提倡的“超级人工智能”，奇点来临，这种论调背后的发展预期，正如《未来简史》书中描述的那样，很可能指向“机器超越人类，最终取代人类”。
码链是一种分布式的社会架构，是多中心的记录与人类行为相关信息的记录方式。近三十年来，治理概念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治理强调多中心、透明、信任、公正等内涵，而码链恰恰与这些内涵的条件不谋而合。为治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徐蔚指出，码链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世界大同”，这不仅富含深厚的人文，社科，哲学的底蕴，而且鲜明指出“哲学思考的高度，决定科技发展的深度”，尤其是在“危害人类种群生存安全的超级人工智能ASI”的发展方向上，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反之，则很可能沦为“人类公敌”。
而码链的实施路径就是“点、线、面、体、系”。码链的战术设计：就是码链专利池体系；码链的工具道具：就是各种“价值链”、“产业码”、“统一接入码链”的码链凌空商城、数字地球、物格软件、御空眼镜等技术产品的呈现。
遵循这样的“道法术器”，我们就能够把哲学思想与科技研发无缝链接起来，更可以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不仅为后疫情时代“内生循环，新全球化”奠定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还可以真正为构建“以人为本，大同世界”的理论建设，形成一整套体系。
徐蔚还介绍说，在码链构建的数字世界里，码（包括但不限于一维码，二维码，多维码，隐形二维码等）不仅代表着数字人的身份信息所有权，还包含这个数字人对外服务的邀约：每个数字人个体都可以在一个二维码中植入自己的DNA后，通过扫码链叠加新的数字人DNA后形成码的链条，存储在码链网络中，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发现真善美/传播价值链、健康情况、文明行为等，数字化地记录人类的社会化行为，形成“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结构化大数据，这样就能够不仅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且由于是数字人DNA的存储表达，三维世界的隐私得到充分保护，而且这个大数据的目地是“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而非走向机器取代人类，最终消灭人类的路径。基于这个统一发码的码链体系（包括二维码身份系统），可以为每一个数字人搭建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传递网络。徐蔚把这个可以传递价值的社交网络的链条称之为“价值链”。“价值链”指的是数字人基于二维码数字身份构建的人际关系及数字人服务的网络体系。
无数的价值链链条，其实是基于一体四商的交易商的广泛布点，形成接入而完成的，即线下无数个点，成为传播的起点，吸引进入的无数的人，即线下与线上无缝对接，最终可统一接入码链凌空商城的体系，就称之为“交易商”体系，所以“交易商体系”不是只一家公司构建的而是“码链数字经济”体系，只需要且只有一个“交易商”体系，因为最终都是万码归一，万流归宗。这时候的码链凌空商城，就不单是商业化行为，而是全社会的类似“水电煤”一样的公共服务设施，为电商的交易，提供的公共服务平台。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络看作是Facebook的升级版。但是Facebook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它是中心化运作的。这对保护用户的隐私数据非常的不利。网络隐私问题是根植在传统互联网基因之中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新的生态重新搭建一个信任网络，并通过二维码加密让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徐蔚认为，价值链的多中心化、分布式、点对点必将是未来更加高效的“人与人联网”“人与物联网”“物与物联网”的唯一链接形态。因为价值链的“无信任”属性，不需要信任任何其他的使用者也可以正常的进行交易。如发码行开发的基于“码”链生态体系及扫码技术的价值链商城，使用码链在一起的数据集合。这些数据可以包括购买金额、日期、时间或任何其他的交易信息，其中也包含了关于谁在进行交易的信息，而用户可以通过使用移动设备扫“码”来验证自己的身份。一旦在价值链上完成了交易，是不可能将其更改的。因此价值链可以安全的、可靠的验证交易是否发生，并释放资金和转让所有权提供无可争议的核准。这种“无信任”体系可以建立信任。所有用户都知道整个码链体系中不会有欺诈、篡改或其他的恶意活动，且不易受到黑客攻击，它消除了目前为确保所有交易合法运行，所必须进行的核实以及监督的压力。
徐蔚还介绍说，码链体系具有可溯源的特点。由于每个参与主体都有码的账户，所有的活动会在多个记录中，可以通过码的账簿之间的比对来确认。码链生态的采用宗旨之一，就是在保证数据真实不可篡改的基础上，通过对体系内数据的挖掘和结构化整形，达到服务于数据需求端的目的。跟传统的数据仓库相比，码链的分布式数据池是经过各个重要节点普遍认可的可信数据，并通过时间戳、二维码加密、植入DNA等措施进行数据确权，从而为数据生产和量价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价值链用户的个人身份可以得到保密，网络犯罪将无法进入。码链的空间可以被个人控制。空间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人能够控制的东西。而码链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个人控制的点与点之间所能形成的码链空间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二维码的密码来真正控制的东西。码链是利用二维码链式信息结构来验证与储存信息数据、利用分布式的网络来生成和更新信息数据、利用二维码的唯一性来保证信息数据的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智能合约来操作数据转化的一种全新分布式基础架构。
第一，码链体系具有多中心的特征。它改变了此前单一的、中心化的记录方式。这种新的记录和存储方式允许每一个主体参与记录活动，同时每一个主体手中都会有一本独立的二维码账簿。码链体系依旧存在中心，只不过这样的中心不再是单一中心，而是多中心。
第二，码链体系具有可溯源的特点。由于每个参与主体都有二维码账，所有的活动会在多个账簿记录下来，那么所有的交易活动都可以通过二维码账簿之间的比对来确认。可溯源的特征可以增加交易活动的透明性。
第三，码链体系可以增加信任。由于记账活动的可信性和准确性增强，人们的交易行为将更加准确地被记录，这将进一步提高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并且这种信任并不是简单地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而是一种基于合约的数字信任。我们在讨论码链生态体系的特征时,会经常强调它的去信任化。实际上，码链不是去掉信任，而是增加人们之间的信任，只不过这种信任通过数字和合约来保障与传递。
关于人工智能在发展中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徐蔚在书中还阐述了他的另一观点。徐蔚认为，伴随着智能体的大量出现，人类社会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黑客通过攻击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恐怖主义活动，那么所产生的危害将极其巨大。例如，在未来的智能交通系统上，黑客通过操纵或干扰无人驾驶系统在道路上制造车祸，这样的损失将非常巨大。同样，针对关键基础设施或医疗智能设备的黑客攻击同样令人心悸。
而码链的可溯源可以帮助解决这类问题。通过码链架构，实现对所有网络活动的全记录。之前的互联网可溯源是中心化的，而码链体系支持的可溯源可以通过多中心的方式，证明互联网活动的真实性。同时，这种双向的记录方式其实是一种公开的监督机制。通过记录所有的网络活动，可以更加准确地确定黑客的身份，进而对黑客的攻击行为进行严厉的法律惩罚和威慑
隐私保护也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的重大难题。由于大量智能体的出现，个人隐私很容易流入公共空间，一些不法分子会把个人隐私变成可买卖的交易品。而码链则可以实现原始数据的保留以及可控的数据共享。
对此，徐蔚阐述说，通过二维码扫一扫可以给予数据使用者一定的权限，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以及不同的场景和内容，使用者会获得不同的访问码，而且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也会留下时间戳。那么这样的数据使用将更容易进行追溯，基本的数据保护也更容易实现。
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多重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智能体与人类之间、智能体之间的交互问题。传统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情况下才会涉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伴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社会关系会产生新的变化。徐蔚举例说，例如，在一个家庭中可能会出现几个甚至几十个智能体，那么，如果这些智能体与人之间的交互仍然需要人来处理的话，那么最终人类将不堪重负。智能体出现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人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智能体产生的新的大量复杂关系，都需要消耗人力来予以解决，那智能体将成为人类的负担。针对这一问题，徐蔚认为，智能合约变得至关重要。智能合约是智能体之间通过某种算法，按照人类社会的一些原则和准则自动达成的交易。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智能体之间要自动达成交易，二是智能体需要模仿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文化原则。如果智能合约的制定违背人类基本价值观，那这一定是危险的。因此，智能合约的设计一定要符合人类基本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码链体系和人工智能恰恰是智能革命技术的AB面。
为此徐蔚建议，我国需要对底层技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目前区块链的核心应用大都由西方推动。比方说，比特币、以太坊的以太币，以及IBM的超级账本项目(Hyperledger Project)等。这些项目在区块链中非常重要，然而其底层架构基本上都是由西方的公司或者协会来推动的。国内的区块链公司大多是在西方的底层架构上做一些应用的文章。换言之，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系统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在目前中美对抗的背景下，关键技术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分布式架构对未来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话,那么类似码链这样国产化的底层架构也就同样重要。
徐蔚还建议，我国可以推动一些具体应用的落地。例如，可以鼓励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国家数字货币的试点工作，同时也可以鼓励一些企业尝试加入产业码的生态中。近期Facebook也发布了新的数字货币Libra。可以看出，美国在应对区块链的过程中采取的也是试点的思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试点方式对我国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地方的重要变化都是通过试点来推动的。由于码链体系对于未来智能革命至关重要，因此建立码链的区域试点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在试点的过程当中，我国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在未来新的智能革命当中，与西方领先国家展开技术应用竞争的情形将频繁出现。在目前智能革命的进程中，我们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优势，那么在未来的竞争中，对标准的竞争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标准意味着制度性话语权,也意味着未来的竞争路径和方向。
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将全人类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而且呼吁人文关怀为科技创新奠基。
徐蔚的码链思想源自五千年东方文明“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哲学思想。在码链具体“术”的层面，就是通过光取代电的“扫一扫”，形成新的联网接入方式。“天人合一”，即人是小宇宙，天即外部世界是大宇宙；天人合一也就是小宇宙与大宇宙互通互联，荣辱与共,而非“自私自利，害人害己”。与西方世界总是妄想通过科技发展去掠夺大自然，主导大自然,而破坏大自然相对比，“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则是告诫人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之一员，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联通一体。徐蔚针对智能革命提出了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创立了在数字时代、智能时代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理想。这是基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的传承，依托“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人类文明的公理，构建出的人类社会碳基文明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