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不仅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维护中国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未来国企改革应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发挥国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稳定作用；提升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加强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加强国企民企合作，强化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加强国有企业创新外溢。
国有企业发展背景及现状
首先，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
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许多国有企业在经济体量和技术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有着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各地国有企业带头复工复产，向其他市场主体传达积极信号，最大程度地给予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从而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总结来看，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阶段是1993-2003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抓大放小”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第三阶段是2003-2012年的国有资本管理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的成立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第四阶段为2013年以来的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涉及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从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内部经营承包制，到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度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大为改善。
最后，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机制。
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外溢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首先，国有企业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从事了更多的基础性研究，是创新溢出的“净输出方”，而民营企业为创新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次，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等政治目标。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波动性小、逆周期性等特征，而非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即国有经济投资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考虑国有企业的经济外部性和社会服务供给后，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效应不仅体现在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上，也表现在对其他经营主体的外部性影响上。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有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帮扶中小企业，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一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减免中小企业租金，帮助其快速回笼资金，保障企业的现金流和投资流。另一方面，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机制，在产业链合作方面给予上下游企业很大的支持，帮助其应对负外部性冲击。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效应
首先，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表现。
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表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显著提高了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生产业绩（总产出和生产效率）和销售业绩（总销售和出口），从而稳定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意味着该行业产业链遭受的外部冲击相对较小，从而保障了产业链上下游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稳定经济发展的“调节器”。
其次，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且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稳步上升，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则较为稳定。然而，在2008年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原有的上升趋势，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明显上升，并且两类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上升极有可能与国有企业有关。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主要通过稳定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和投资流来发挥作用。
国有单位的就业规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前后经历了持续下降到不断上升的明显转折，表明国有企业在外部冲击背景下会吸纳更多就业，发挥其“稳就业”的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除2010年外，其他单位就业规模整体保持了上升趋势，且在2008年前后增长趋势没有明显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效应
首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
就现金持有规模来看，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现金持有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两类企业的现金持有规模有所下降，之后恢复快速上升的态势。其次，相较而言，国有企业的平均现金持有规模高于非国有企业。
其次，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效应。
在金融危机暴发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保障了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内部融资和债务融资，有效防止资金链断裂。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将上升0.27个百分点，借贷利息率则下降0.14个百分点。
再次，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机制。
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主要通过减少应收账款规模来加速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回笼，进而提升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规模。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行业内非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利息支出获得较多的债务融资，从而进一步保障其资金链稳定。
最后，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的异质性。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首先，国有企业显著提高了行业内小规模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同时显著降低其借贷利息率，对大规模企业的内部融资和债务融资则没有显著影响。其次，国有企业主要影响行业内持续生存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内部融资和债务融资。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对行业内持续生存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影响更大，对行业内新进入企业的借贷利息率作用较强。再次，产业链上游行业内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发挥其资金链保障效应，即对产业链上游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和借贷利息率有显著影响，对产业链下游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则没有明显影响。最后，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效应同时作用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类企业的现金持有率均显著上升，借贷利息率显著下降。
政策建议
第一，探究国有企业正外部性，客观评价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
应客观全面地评价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国有企业的不足和贡献，才能正确制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为此，鼓励探讨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正向经济外部性，及其在经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了解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树立国有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基础。
第二，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发挥国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稳定作用。
国有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面对金融危机等外部性冲击时，国有企业在稳定自身发展的同时，更有助于缓解行业内其他非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在上下游帮扶力度方面，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积极执行国家降电价、降气价、降资费、降路费、降房租等政策，努力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搭建产业链金融平台，通过商业保理、贴现等方式为上下游中小企业融资。应当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带动作用，通过基金投资、创新平台等多种方式，引导国有企业注重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培育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
第三，提升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加强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
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是强化国有企业外部性的重要基础。政府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国有企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通过市场和政府的“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形成强大合力。
第四，加强国企民企合作，强化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强、激励机制灵活、活力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但弱点是抗风险能力偏弱，企业治理结构有待健全。国有企业能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抗风险能力强，但是国企激励机制不完善，科技创新活力不足。在全球性外部冲击背景下，加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深度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同时还可以让民营企业更为从容地应对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
第五，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加强国有企业创新外溢。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国有企业整体效益的重要引擎。为了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力，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代表了国家创新的水平，是引导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力度，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是提高国有企业创新力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系统集成合力。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必须打破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第六，畅通就业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的逆周期宏观调节。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国有企业需要做好用人招聘工作，通过平稳有序的复工复产，使更多的人员回到工作岗位，并通过产业链拉动来带动就业。国有企业可以积极探索云招聘、云培训等模式，并为就业人员提供在家就业机会。同时，可以积极开展大型网络招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贫困地区劳动力三类重点人群，积极复工复产，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