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责任是帮孩子找到人生扳机点

时间:2019-09-30 11:49      

“一个老板跟我说,他雇过4个留学归国的博士,每月4000元,这些人干不到半个月就回家了。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提出了一个让人们迷茫的问题——

中国一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近70万,这么大的群体,他们中有多少真正成才了?父母用尽了血汗钱,站在各种培训班的门口等待,消耗无数精力和时间,孩子经过层层选拔,得到博士学位,最终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我们有必要反思近10年盛行的教育观了。夸奖式教育、起跑线理论、拼爹式教育、放养式教育、低龄出国论,等等。我们追寻的目标是不是有点偏呢?每个孩子拿出来都是特长生,哪怕就是个小学生,给他培训的老师说起来都是博士硕士,都有一堆的资格证书。但第一批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留学归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不被企业喜欢,自己也适应不了社会,出了一批啃老一族呢?

在近日于西安举行的“新东方 老师好!”品牌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罗坤、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别阐释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好老师”。王大伟问与会者: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老师,到底是什么让孩子最终成才?

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抛出了一个问题:教子的秘密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以50后为例,1977级大学生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王大伟以他同班同学为例,他是一个挖煤工人,上了大学。学了第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当年他26岁。就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了两个博士,回来成了名校的校领导。

1977级大学生是“被耽误的一代”,没有早教没有英语启蒙,甚至书也没怎么念,作业没做过,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出国七八年连国外人的家都进不去。新东方成立之初,俞敏洪带领着一批从美国、加拿大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创业,这些“名师”有特色、高品质的教学一下吸引了很多学生。从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的“个顶个”优秀,到今天的留学生,“做人没个精气神,这样的孩子回来怎么安排?”王大伟问大家。

1993年创立时,新东方精神就是强调“在绝望的大山砍下希望的石头”,在磨难中追求卓越的励志教育。俞敏洪9年前曾赠给记者一本书,借以鼓舞记者的斗志——《挺立在孤独、失败和屈辱的废墟上》。他无数次地在自己举办的讲座上抚慰他的那些家境普通、英语基础很差,但希望通过留学改变命运的崇拜者:我多次落榜,第三次才考上北大;我在大学里没有姑娘正眼看我,经受失败的煎熬;我的理想是哈佛,但3次被拒签,被老婆看不起,现在的哈佛仍然是我的梦想——一个创业英雄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感,但他终于挺立在了那些屈辱的废墟上。

但世易时移,现在活跃在同一个地点,黄庄、中关村、保福寺桥附近的想要留学的孩子们,父母都是英语很好、年薪甚高、给孩子报班只要最好不怕最贵的精英了。俞敏洪的“绝望大山论”在这个时代还吃得开吗?

俞敏洪坦言,“提出‘新东方 老师好!’这个概念,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下教育界的声音非常多,一会儿是互联网让教育改变,一会儿是AI让教育改变,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能让孩子改变的依然是老师,老师的言传身教,老师的一言一行,甚至拍拍肩膀的鼓励,都会给孩子带来终身性的影响。如今新东方已进入“后名师时代”,新东方名师已成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的概念,新东方希望每个老师都能成为好老师,每一个学生在新东方都能遇到真正的好老师,这也是“新东方 老师好”的深层含义。

在知识技能培训高度发达的今天,励志教育、全人格教育、在逆境中求生的精气神培养,反而成了好家长、好老师所必备的标配了。

王大伟非常认可俞敏洪在这方面的探索。他用三代留学生归国的故事来印证什么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的爷爷是在汉城(今天的韩国首尔——笔者注)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两床棉被,里面缝着八路军急需的药品。王大伟的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苏联学习武器,“回国时,四五岁的我去接他,看他把两个大木箱子搬下来。我妈特别高兴,问是不是给我们买电视了?”但王大伟父亲说不是,买了两箱子书。卢布当时和美元是等值的,他父亲把所有钱都买了关于原子武器防护的书,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原子武器防护的学科领域。

王大伟则是在日本警视厅留学的第一拨中国人。快毕业的时候,德国男生天天请人吃冰淇淋,法国女生天天晚上跳舞,而中国的学生每天晚上跑到图书馆去复印资料,“因为专业书太贵,我们买不起,但复印不要钱,所以我回国前一个月复印了70公斤外国警学最新的理论,每天都干到凌晨1点多”。

因此在起跑线上,培养留学生不是目标,培养有志向不怕困苦的精神世界才是目标。

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

找到人生扳机点

什么是起跑线呢?

王大伟小时候生活在军事医学的大院里。他从小就知道,院长在人的脑子里发现了一个区域叫蔡氏区,很了不起!“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在人脑里发现一个王氏区,这就是我的起跑线。什么是起跑线?起跑线不是物质,不是吃,不是穿,不是家有几套房,起跑线是精神,是虚的。”

王大伟是北京师范大学1977级学生,30多年前进校学了两个理论:一个叫发现,一个叫在游戏中学习。他满面愧疚地告诉记者:“我年轻时是这两个理论的鼓吹者,到处宣传。可是30年过去之后,我发现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孩子的教育因为应用了这两个理论而不成器。”

因此62岁的王大伟用自己的实践提出——任何一种教育理念都必须经过几代人的验证。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逆境出人才,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老来富裕,不如少年贫穷。王大伟介绍了他曾在1979年调查中国500位名人(臧克家、李苦禅、陈爱莲、黄宗英、孙敬修等)——都是各行各业的脊梁,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最后通过回信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大部分人都受过磨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永不言弃。

“小船有两支桨,不仅要夸奖,还要有惩戒。”通过40年的研究王大伟发现,500次嘱咐,300次表扬或者100次惩戒都不如孩子刹那的醒悟,感动和立志的作用更大。

“我发现,那些成功的人或者伟人在人生道路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扳机点,当他经历了这个拐点后,突然醒悟,飞速进步,想拉都拉不住。不想成功都不行。”王大伟说。(记者 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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