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北京市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检测报告，“一锤定音”难以确诊的疑似病例，监测北京市37家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检测质量……
这里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测实验室，自疫情袭来，实验室工作人员已连续奋战70余个昼夜，完成4000余份鼻咽拭子样本的检测。
2019年12月31日
检测准备，自未知中开始
张代涛，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
2019年的最后一天，网上流传的一则消息中，出现了四个字——“冠状病毒”。张代涛和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当天晚上，全所的核心骨干力量已开始讨论，探索病毒的检测方法。
“这次的冠状病毒到底是什么，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张代涛说，但疾控人员对于冠状病毒并不陌生，从非典（SARS）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元凶都属冠状病毒家族。
有效信息很少，没有检测样本，大家在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和应对方法后，开始分头忙碌，查阅文件，进行试剂储备，探索检测方法……年轻员工在办公室支起了行军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测试检测方法，一项项解读结果数据……“十几个昼夜的工作让我们对适用的检测方法有了基本认识，建立了多个可用的备选检测方案。即使面对未知的对手，我们也充满必胜的信心。”张代涛说。
1月上旬，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数据公布以后，张代涛和同事们进一步优化方法，形成了核酸检测和基因测序相互补充的检测方案，确保检测结果及时准确。
一张捕获病毒的大网，自他们手中展开。
2020年1月20日
确诊首例，“S”形曲线
新冠肺炎病例诊断和排除，依靠的就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实验室检测结果。
1月中旬，两个采自北京地坛医院的鼻咽拭子样本送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实验室。
当时，北京市对肺炎患者要进行流行病学史调查，肺炎患者如果曾经到过武汉，就会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张代涛他们所的实验室已陆续收到一些医疗机构采集的样本。
鼻咽拭子样本在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时，如果冠状病毒检测为阳性，电脑屏幕上会呈现一条“S”形曲线；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结果显示为一条直线。初期送来的样本检测结果都是一条直线。但这一次，地坛医院送来的样本检测结果“变”成了一条曲线。屏幕上，这条“S”形的曲线陡然上升，“阳性！”技术人员潘阳、崔淑娟和李夫失声尖叫。“阳性”，让疾控中心的所有人有种“靴子落地”的感觉。但“靴子”落地之后，也意味着更加忙碌。
第一例确诊病例需要国家疾控中心的复核。“我们对自己的检测结果有信心。”张代涛说。很快，国家疾控中心复核反馈：阳性！
1月20日凌晨，北京市对外发布，确诊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2020年2月中旬
避免错判，反复检测7次的样本
很快，医疗机构采集的一批又一批鼻咽拭子样本送到了实验室。承担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的人员从10人，增加到20人、40人。张代涛他们所的实验室成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最繁忙的地方。“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张代涛说，“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尽快完成检测是我们的责任。”最忙的一个昼夜，他们检测了六百多件样本，没有一件差错。
准确，是第一位的要求。如果假阳性，就是错判；如果是假阴性，就等于向社会中播撒了一个传染源。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受到患者个体差异、病程发展以及样本采集和保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样本都是一道待解的难题，需要排除各种干扰，才能找到准确答案。
为了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每份样本都需要两种试剂同时检测，而只要检测结果存疑，就要重新采样、重新检测。
2月中旬，一名肺炎患者，在一家医院检测为可疑阳性。该患者此前已陆续在几家医院反复就诊过。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这不仅关系到患者本人，还关系到此前她曾经就诊过医疗机构的人员是否是密切接触者等一系列问题。患者的鼻咽拭子样本送到北京疾控实验室，检测结果为明确的阴性。“但医疗机构的实验室怎么显示阳性？”只要存疑，就要重新检测。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反复检测了7次，患者就诊医疗机构所在区的疾控中心也同步进行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最终，这名患者排除了新冠肺炎。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穆效群说，疫情初期，全市的核酸检测都由市疾控中心来承担。后期增加了37家网络实验室，这其中包括16个区疾控中心和21家医院机构。此外，还有5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北京市疾控中心不仅要保证中心实验室检测结果准确，也要对37家网络实验室和第三方实验室的检测进行质量控制。
上周，穆效群带着样本“盲盒”到5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全部达标，流程也完全符合规范。
自疫情袭来，张代涛和同事们已连续奋战70余个昼夜，完成4000多份样本检测。
疾控中心5楼的实验室，依然彻夜灯火通明，张代涛他们的奋战还在继续：入境人员的确诊检测、疑难样本的复核检测……
无论是疫情开始，还是现在；无论检测任务是几例，还是数千例，一条铁律，被张代涛和同事们严格遵守——
“不错判一例，也不能错放一例！”（记者 贾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