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第二波疫情体现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无差别攻击”。一个月前还在与记者相谈甚欢的朋友，突然就噩耗传来。5月9日的数据显示，在记者站周围2公里范围内，有1397人在过去28天内有确诊记录。
店铺门口拉起的长绳和“非请勿入”的牌子提醒着我，疫情就在身边。
5月9日，印度德里首席部长凯希里瓦尔宣布，该市全境封锁措施将再延长一周，至5月17日5时结束。这是德里连续第四周“封城”，也是记者驻印任期内第二次经历印度式“封城”。去年3月25日至6月30日，印度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相比而言，德里的此次“封城”并不及去年的全国封锁严格。
印度第二波疫情暴发以来，很多朋友都问我当前疫情与去年几乎同期的第一波疫情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第一波疫情中受冲击的大部分是底层民众。例如，当时孟买一处贫民窟的阳性率就超过50%。而第二波疫情则体现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无差别攻击”，有些一个月前还在与记者相谈甚欢的朋友，突然就噩耗传来，让人唏嘘不已。
印度德里一家医院的急诊处，救护车随时待命出发。胡博峰摄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外国人，第一波疫情离我很远。身为记者，我更像一名记录者。但第二波疫情离我很近——特别是当地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身边的亲人从感染到离世只有短短几天（甚至一天）而能做的却只是束手无策，他们的啜泣声让我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我也身处疫情之中，也是一名亲历者。
记者所在的德里南部第二使馆区内，保障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的店铺仍在正常营业，只有门口拉起的长绳和“非请勿入”的牌子，在提示大家目前仍在“非常时期”。
印度新德里普利莫斯医院内的新冠检测点，民众正排队接受检测。胡博峰摄
楼上邻居马奈斯基在班加罗尔大学担任教职。他说：“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乎一年多没去学校露面了”。他与记者一样，现在基本都是线上购物。“那些不着急用的东西，你可以在亚马逊、大菜篮（印度本土在线购物网站）等大的电商平台购买；如果是急需的东西，最好还是在社区购买”，马奈斯基分享了封城期间的生活经验。由于新德里“封城”后物流运输很慢，大的电商平台已无法再提供“次日达”的服务。下单后往往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送到，所以根据家里的“库存”情况，掌握下单的时机非常重要，否则就有可能“断顿儿”。
印度政府新冠检测点内，医护人员正在对民众进行新冠筛查。网络图片
在社区里，德里市政公司直属管理的几个公园已经关闭了。在“封城”前，这些地方是社区居民最钟爱的散步、锻炼之处。不过，我也注意到，往日在公园里常见的几个熟悉面孔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放弃锻炼，而是将“跑场”转到了社区内的街道。记者此前曾抱着“错峰出行”的想法，在早上6点、晚上9点之后跑步。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时间段人很少，所以经常遇到以前的“跑友”。贝特是肯尼亚驻印度使馆的外交官，他的办公室距离记者站驻地只有一墙之隔。当记者晚上9点半跑步与他偶遇时，他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晚还出来？”我答道：“这会儿人少啊。”两人相视一笑——原来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虽然大家碰面时会点头致意，但彼此也坚守绝不摘下口罩的“防疫默契”。
救护车停靠在新德里拉姆·曼诺哈尔·洛伊亚医院入口处。胡博峰摄
使馆区内的居民，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比例大概是“六四开”。住在这里的人，总体上还是比较遵守防疫规范的。有一户当地人一天甚至要用消毒水清洗3次，每次从他家经过，总能闻到刺鼻的“医院味”。去年，一旦发现确诊病例，社区防疫部门会在门口贴上“新冠患者、请勿靠近”的告示。但后来据说有人投诉称此举涉嫌非法发布隐私和歧视而被叫停。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款“抗疫之桥”的手机应用程序，下载后能看到周围确诊病例的数量。不过，这款应用程序并非强制下载的，所以用户看到的病例数量并非全部。根据该程序显示，截至5月9日，记者站所在方圆500米范围内共有5370名用户使用该程序，其中74人在过去28天内有确诊记录，774人被标记为“高风险人群”。如果将这一范围放大至方圆2公里，则确诊人数激增到1397人。
根据印度卫生部门9日发布的数据，24小时内该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约40.4万。德里市累计确诊病例已增长至130多万。即使如此，很多人的防疫措施也难言“及格”。同社区的菜贩巴万在街角有个菜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儿。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摆摊、备货，6点半左右就有人光顾。相比那些戴着口罩、面罩、手套，手持消毒酒精“从头武装到脚”的顾客，巴万的防疫措施非常简陋——仅一个口罩而已。5月的德里，白天最高气温40多摄氏度，戴着口罩叫卖，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所以巴万的口罩经常拉到下颚，露出口鼻。记者问他：“你这样戴口罩还能有保护作用吗？”巴万下意识地向上拉了拉口罩，笑了笑但一言未发。离开使馆区，“巴万式防疫”的市民就更多了。
印度德里“全城封锁”后的街景，保证生活物资的商店仍在营业。胡博峰摄
去年11月底，记者楼下的邻居确诊新冠，最早给记者打来电话告知情况的是她的弟弟。当时社区委员会也曾介入，工作人员告知了相关情况和注意事项，反复叮嘱要在楼道和电梯间多消毒，甚至事后还进行了一次登门回访。由于确诊的邻居老太太岁数很大了，加之平时深居简出，虽然记者与她是上下楼，但从搬进来也没见过几面。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这种情况不算密切接触，所以记者不必隔离，也不用接受检测。客观地说，他们的效率起初是很高的，但第一次登门回访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既不知道邻居老太太后来是否痊愈，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附近的人确诊，着实让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责编：崔越、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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