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经济助力新就业 后疫情时代灵活就业前景广阔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就业形势尤其严峻。灵活就业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也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人社部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到2亿左右。
日前，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重点活动之一——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京举行，期间在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的支持鼓励下，腾讯、美团、百度、滴滴等8家互联网企业共同发布《“新时代履行新责任，新经济助力新就业”平台企业支持灵活就业倡议书》，呼吁全国各类平台企业充分挖掘灵活就业巨大潜力，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稳定现有就业机会的同时积极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不久前，美团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也详尽分析了当前中国灵活就业市场的发展态势，显示全新就业模式已经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升收入稳定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期，多位专家围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话题发表观点。他们普遍指出，新就业形态将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并增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新就业形态是社会发展“应时之需”
如何通过灵活高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力资源的有效组织并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始终是社会系统运行和进步的一大核心议题。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并加快了信息流通效率，不少学者用“蓄水池”“减震器”“缓冲器”等形容新就业形态在增强劳动力资源配置敏捷性上具有的优势。在生产与消费节奏骤然加快的当下，以“平台—参与者”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毋庸置疑成为社会发展的“应时之需”，并将在可预期的将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新就业形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提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就业方式的“去组织化”，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也表示，新就业形态的持续发展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必然结果，这一形态将借助新劳动经济理论和快速进步的数字技术力量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为劳动者创造更加自由的工作范式。
新就业形态为助力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团平台为例，2013年至2020年8月底，累计有931.3万骑手通过平台实现就业增收，其中有54.5万名国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新就业形态的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该平台新增骑手达212万人。
疫情期间，不少平台型企业与线下闭店的餐饮企业等进行灵活用工合作，从而在解决平台型企业劳动力不足的同时，帮助餐饮企业管理人工成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出，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灵活就业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突发危机中，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亦有体现，通过满足企业季节性、周期性、不同时段的人员需求有效提升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
平台化灵活就业为劳动者工作提质增效
与传统就业方式相比，灵活就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从广义看，新就业形态也属于灵活就业范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指出，近年来平台经济加速发展，演化出“新就业形态”，即以互联网平台直接连接供给和消费两端的平台化、去雇主化的灵活就业模式。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是一种灵活就业方式，满足了从业者时间自由、补充家庭收入等多方面的需求，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伴随大量数字化平台的崛起，平台型用工模式已经逐步被企业与劳动者所接受，大量根植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顽疾得到有效解决，劳动者工作提质增效效应明显。首先，灵活就业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杨伟国提到，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后，更多新型工作会被创造出来，起到了稳就业、保民生的重大作用。
根据美团研究院的调查，生活服务业的新型用工岗位类型众多，受益于信息的完全透明和标准化输出，包括厨师、发型设计师、健身教练、网课教师等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在平台上能够快捷寻找到合适岗位。与此同时，包括密室设计师、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智能工程师等在内的新职业类型也在数字经济的成长中涌现，这些全新岗位创造了大量新的用工需求。
其次，灵活就业提升了弱势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根据美团平台连续3年的跟踪分析显示，约有75%到80%的骑手来自农村。农民工是骑手中最大的群体，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的骑手数量最多。
张成刚指出，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灵活就业劳动者普遍面临客户资源分散、与消费者匹配困难、缺乏规范性进而导致消费体验差等问题。较低的生产效率使得劳动者普遍面临着收入低、不稳定且缺乏未来发展空间等局限。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借助平台中积累的地理位置、服务时间、服务过程等数据，劳资双方的撮合成功率大大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张冰子指出，除了更快速和高效的匹配之外，灵活就业者可以获得来自平台及平台用工模式的背书，并从公众由此建立起的信任感和不断扩增的规模效应中持续获益。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灵活就业保障了劳动者的薪资给付。张成刚指出，数字平台上的灵活就业质量明显改善，以按次计费、按单量收费为主的付酬模式让劳动者不仅拥有多劳多得、有劳必得的收入保障，还使得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张冰子指出，基于任务支付薪酬的新就业形态有着更短的薪酬支付周期，明确的支付规则使得薪酬分配更为公平，而体量更大的平台作为薪酬给付的兜底方承担着第三方支付和计算的责任，基本杜绝了在以往灵活就业中时常出现的拖欠工资现象。
从薪酬方面看，美团报告显示，经调查测算，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从业者的月平均收入达到5062元，年收入达到60732元，略高于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3604元。
完善制度安排，塑造良好新就业生态
作为社会环境变迁下诞生的新兴事物，正步入快速发展期的灵活就业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疫情的催化下，新就业形态在短期内为社会带来大量助益并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因此为其创造良好生态是需要社会、企业、政府等多方去共同面对解决的问题。当然，也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鲍春雷指出，根据中央促进新业态发展和支持灵活就业的要求，国家将灵活就业发展纳入就业优先战略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各种灵活就业形态的发展，允许企业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情况下，结合实际采用非全日制、阶段性合同、劳动者个人承揽、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实现灵活用工，完善对平台型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这一系列重量级表述凸显了行政力量对其的清晰定性，并为灵活就业市场政策的制度安排明确了规制走向。
从具体政策落地层面归纳，专家们普遍指出，需要在培训、社保等层面推出扶持政策以促进这一模式的行稳致远。
在培训层面，鲍春雷指出，需要统筹各类资源、吸引各方力量建立健全职业培训政策，重点要依托规模较大的平台型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的提升行动，完善职业培训的补贴申领办法。张冰子也提出，要重视平台型企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方式调动其积极性加大培训力度，并为平台参与制定职业目录和职业技能认定创造更大空间。
事实上，不少平台企业已结合自身业务优势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培训。以美团为例，为促进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知识技能提升，近几年已陆续面向餐饮、酒旅、美业等各类生活服务业商户和从业者开展培训，自从去年美团大学成立以来，过去一年总计输出课程3839门，累计培训超过1698万人，覆盖商户388万。同时还与多所院校开展产教融合工作，并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数字生活学院。未来一年还将计划牵手100个行业合作伙伴推动培养体系、标准、认证的落地，认证10万生活服务业数字运营人才。
在社保层面，张成刚指出，应鼓励商业保险与灵活就业结合，积极利用市场力量管控和分散风险，并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为灵活就业者定向设计商业保险产品。（石海平）
(责编：赵竹青、吕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