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近日，为推动流通创新发展，优化消费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20条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当前我国对发展流通、扩大消费的高度重视。
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消费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器与压舱石，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此次《意见》的出台，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优化供给推动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过去我国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包括大规模要素粗放投入、GDP导向的激励制度等传统动能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开始逐步走向依靠新动能推动经济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资本形成总额高43．8个百分点。
“这一组数据说明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地位。然而，2019年1月份至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3％，出现近年最低的增长幅度，增速比1月份至6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使得有些人对我国国内消费的潜力产生怀疑。”荆林波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意见》的出台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据荆林波介绍，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明确提出，2019年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要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荆林波认为，一般来说促进商业消费首要环节是增加收入，如果居民收入增长，就能形成扩大消费的物质基础。其次，要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比如说不断完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让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敢于在当下消费。最后，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要全面保障消费者的相关权益，打造全渠道的商业氛围，让消费者便捷、安全地消费。
“《意见》正是针对当前流通消费领域面临一些瓶颈和短板，提出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挖掘城乡消费潜力，以实现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荆林波说。
完善汽车消费制度 更好满足购车需求
把户口迁到学校之后，北京某高校硕士研究生汪曼（化名）就开始申请汽车摇号，她打算毕业后留在北京。
“现在有资格摇号就先摇着，要不等毕业后也不一定立刻就能摇上。这种事要看运气，先排队机会就大一些。”汪曼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她有一个亲戚摇号多年至今未中，于是她决定早作打算，不过现在看来机会仍然渺茫。
《意见》第十条提出，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实行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
今年4月，发改委发布《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已限购地方2019年和2020年车牌增量指标数量须在2018年基础上分别增加50％、100％，同时明确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
今年6月，发改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布《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要求各地方政府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购、限行，已经实行的应当取消。
“上述政策出台的根本宗旨在于破除汽车消费的制度障碍，恢复消费者的信心，提倡新能源汽车消费。”荆林波说，汽车消费如今对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限额以上汽车类消费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6．8％。如果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那么汽车消费则是消费的坚强内核。
尽管目前出台了不少文件致力于破除汽车消费制度障碍，但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据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5亿辆，其中私家车达1．98亿辆。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汽车新注册登记车辆减少139万辆。
在实行限购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石家庄、贵阳8座城市和海南省中，广州、深圳已作出响应，从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广州市将增加中小客车增量指标10万个，深圳市将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8万个。“目前其他限购城市迟迟没有表态，相关政策仍不明朗。”荆林波说。
据了解，8月26日，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公布了今年第4期摇号的基数序号总数。经测算，这期约2622人抢一个指标，中签难度再创新高；新能源指标有超过44万人申请，新申请者或将等到2028年才能有资格购车。
汪曼也参与了这一期摇号，与前几次一样没有摇中。她希望北京能够取消汽车限购或者稍微放宽限购，不过对于放开限制之后的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她也有担忧，“要是既能够满足购车需求，又能够解决用车带来的其他问题就两全其美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认为，取消或者放宽限购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之前出台了一些限购政策，如果放开取消或者放宽限购的话，要考虑政策前后如何衔接；其次是当初实行限购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现在如果直接取消或者放宽限购的话，很多地方仍然会面临这一问题，这可能是影响汽车限购政策走向最重要的因素。
“客观而言，对于城市道路交通问题不要太担忧。不必过于担心汽车数量增加会加大道路交通拥堵，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相比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机动车每万人拥有量还是比较低的，导致交通拥堵可能是在城市规划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高楼比较多、密度比较大、车辆通行时间集中等，要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更好地满足购车需求，还需要在城市规划上下功夫。”傅蔚冈说。
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杜绝行政不当干预
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发展夜间经济。比如，2018年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夜津城”的目标。
2019年7月，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等14个部门，召开“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媒体通气会。通过优化夜间公共交通服务、开发夜间旅游消费“打卡”地等十三条措施，计划3年内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
《意见》第十二条提出“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荆林波认为，发展夜间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提升夜间经济的文化内涵，夜间经济不仅仅局限于类似于“搓一顿”这样的餐饮消费。
荆林波举例说：“就比如，故宫推出过‘紫禁城上元之夜’，得到很多人追捧，甚至因抢票导致官网一度瘫痪。有些人发出了‘故宫夜场门票比春运车票还难抢’的感慨。再比如，西安不仅有大唐夜景，更有西安城墙周边夜跑，并且周边夜跑成为全国跑友的一个最佳选择。西安白领爱运动，其夜间健身消费位居全国第三。”
此外，荆林波还认为，发展夜间经济需要重构全套城市治理模式。比如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如何配合夜间出行者，为他们提供较为全面的服务；夜间的噪音、垃圾、安全等问题如何规制，如何避免由此产生新的社会矛盾等，都是城市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发展夜间经济仍然需要培育新一代的消费者，引导更多消费者养成夜间消费习惯，倡导科学的夜间消费理念，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夜间消费范式。”荆林波说。
傅蔚冈则认为：“发展夜间经济最重要一点，是要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尊重夜间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尽量杜绝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当干预行为。”（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晓 实习生 刘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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