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志丹县采访时，红军大学艰苦的办学条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这些写在了《西行漫记》一书中。
“1936年6月1日，红军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7月，‘红大’随同党中央机关一起搬迁到志丹。”志丹县文管所所长李建翔介绍：“当时，学校把山崖上的烂窑破洞作为办学校舍。党支部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清除窑洞内外的杂草垃圾，选择最大的窑洞当教室，糊黑板、砌讲台、垒石凳，整理出了极其简陋的教室。将其他窑洞当宿舍，铺上木板和糜草做睡铺。”
谈起“红大”当时办学的艰苦，志丹县党史办原主任刘志学深有感触：“红军大学当时的主要教材就是讲义，讲义要自己动手刻板、油印。由于纸张紧缺，刻印的讲义有白纸、黄纸，还有红纸、绿纸，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甚至，有些讲义的纸张是用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翻过来刻印的，而且，学员们吃的是带糠皮的小米饭、土豆和白菜，有时没咸盐吃。”
“面对艰苦条件，学员们在学习上也是如饥似渴、格外用功，中央领导和学校负责人知道后，多次要求学员劳逸结合，不能把身体搞垮。规定必须过星期天，不准留在窑洞里，要到室外去娱乐。可是，很多学员还是悄悄带上书，在山野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偶尔放声高歌，憧憬革命的未来。”刘志学接着说。李建翔补充道：“根据我们后来的走访和部分学员的回忆，当时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也能够反映出学员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有一天，教育长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快来看，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学员一看，是国民党的悬赏告示，上面说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按职务大小奖励大洋若干。学员们一看，仅红军大学一科全体学员的“脑壳”加起来，就值好几百万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大学一期各科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分赴各主力部队及各条战线。”采访现场，志丹县党史办主任屈永明介绍说，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机关迁往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之后也是“越抗越大”。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1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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