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安徽省阜阳市在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的中央通报在多个省份传达学习。
据《天津日报》、《河南日报》、《安徽日报》报道，近日，天津市、河南省、安徽省三地均召开省（市）委常委会或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这一中央通报精神。
其中，天津市委常委会指出，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通报安徽阜阳市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的典型案例，具有重大警示教育意义。阜阳市在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带坏了党风政风，破坏了党的形象，浪费了公共资源，辜负了人民群众期盼，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作为发生地的安徽，在21号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李锦斌表示，要坚持以阜阳市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为镜鉴……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
6月22日，阜阳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清理查找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抓紧研究制定整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整改清单……真正做到改到底、改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半个月前，安徽省委决定李平同志不再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接替他职位的是安徽省现任副省长杨光荣。
6月11日宣布该任免决定的阜阳市领导干部大会可谓规格极高。据《阜阳日报》报道，安徽省委副书记信长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惠，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丁向群，副省长杨光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玮等领导出席会议。
6月上旬，新京报记者实地走访阜阳市阜南县、颍泉区，对当地扶贫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当地扶贫行动存在不结合农村实际、搞面子工程、损害村民利益等诸多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刷白墙”、60万拍脱贫宣传片
副省长杨光荣履新阜阳3天后（6月14日），阜阳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上提到，要深刻汲取“刷白墙”、“宣传片”等事件教训，坚持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
一位接近阜阳市委的人士陈锋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年初，内部传达了中央巡视组去年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阜阳在扶贫过程中存在“刷白墙”搞形式主义等问题。
安徽省人民政府网显示，2018年10月18日至11月30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安徽省开展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内部传达会陈锋也在场，他记得领导在传达时指出，中央巡视组正要离开阜阳，上了高架桥走到阜王路高速路口（现颍淮大道）时，“能看到把人家红门刷成白门了，像哭丧一样”。
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网，今年1月20日，巡视组向安徽反馈情况：安徽脱贫攻坚……作风建设不够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随后，今年2月，安徽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阜南县郜台乡“刷白墙”事件的通报》，对该乡“刷白墙”“一白遮百丑”等问题通报批评。
据群众反映，当地刷白墙源于2017年3月，阜阳市提出实施拆违拆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绿化提升、工业转型升级、全民招商“五大专项行动”。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原市委书记李平强调，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努力实现“干净、有序、见绿”。
在“五大专项行动”的指导下，阜阳市多地积极开展“刷白墙”行动，例如，太和县政府网上发布的《原墙镇2017年工作总结暨2018年工作计划》中提到，原墙镇“路两侧树木刷灰、墙体统一刷白，统一宣传标语，统一壁字壁画。”
“刷白墙”耗资巨大，新京报记者从多处信源获悉，仅在阜南县的一个乡，刷白墙就花费390万。
6月12日，新京报记者在阜南县郜台乡一个村子看到，村中房子排列整齐，墙面被清一色地刷成了白色。走近发现，部分墙体表面的白灰层已经开裂，露出内里斑驳的砖块。
阜南县郜台乡桂庙村村民牛玉革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的白墙是去年县政府派人刷的”。
虽然没向村民要钱，但多名村民对这种行为表示不解。一名村民表示，“本来我家窗子干干净净的，他们喷墙把我家窗子喷得都是白漆，上面一检查不合格，又派来工程队刮窗子。一年又刷又刮来了四次，这不费钱吗？”
巡视组反馈情况后，安徽省内开展了对“刷白墙”事件的反思。据《安徽日报》报道，1月19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省纪委十届四次全会上表示，省委决定，以整治“刷白墙”为突破口，利用3个月左右时间在全省开展以“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另外，上述阜阳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提到的“宣传片”事件则是指去年11月19日，安徽省政府采购网公布一则信息——《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办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采购项目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公示》。该公示显示，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预算60万元，拟向唯一供应商——安徽白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
此事很快引发争议，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去年11月21日，颍州区扶贫办发布通报称，取消该项目。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2018年阜阳市人均GDP在安徽排名垫底。
当时有媒体评论称，当地拍摄“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无非是想要把这些年扶贫的成绩展示一番，可无论是从常识还是现实角度看，目前还尚未脱贫的地区，真的需要“宣传片”来展示脱贫办法吗？
新修公厕断水断电、污水流入村民鱼塘
6月11日，桂庙村村民牛玉革把新京报记者带到自家附近的公共卫生间。牛玉革介绍，这个厕所是去年修建的，修好没多久自来水就坏了，村民要自己提水来冲厕所，后来电也停了，“晚上上厕所非常不方便”。新京报记者夜间探访这间厕所时需要打开手电照明。
新京报记者看到，该公共卫生间新修仅半年，外面的牌子已经脱落，旁边的英文字母“L”被贴反。卫生间内，所有隔间门均已掉落，被摞在一边，镜子仅靠右上角一颗钉子斜挂在墙上。
阜南政府网上发布的《阜南县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中提到，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是当地脱贫攻坚的“三大革命”，去年一年，阜南县在这三项中投资2.6亿元，其中，新建公厕301个，铺设污水管网129.8千米。阜南政府网的一则新闻显示，去年第二季度，仅阜南县王堰镇蔡郢村就拆除旱厕407个。
一位当地消息人士称，旱厕改造在当地是一个大工程，几乎每个村子都在改造，建一个厕所要花费十几万。“但是厕所修完就完事了，工程质量没人监督，很多修好不到半年就开始出问题。”
不仅如此，有些扶贫项目已经损害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桂庙村村民李大夫做水产高密度养殖已12年。他持有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显示，李大夫从阜南县淮河河道管理局承包了6亩鱼塘用于水产养殖。
2018年年底，作为扶贫的一项重要工作，村里要修建污水处理设备，其中一套就建在了李大夫承包的鱼塘边。
据李大夫介绍，这套污水处理设备一直处于“烂尾”状态，污水排放管道铺设好后，核心的净化处理装置却一直没有装好，结果，从没有净化处理能力的设备中排出的污水，直接沿着管道流入李大夫家鱼塘旁边的鱼苗池。
6月11日，新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鱼池水面上长满绿色的苔藓，已见不到一条活鱼。一些死鱼堆在旁边。
今年三月，一场暴雨让污水漫过隔挡，直接流进李大夫的鱼塘里，“一天呛死了两千多斤鱼。”
李大夫先后找到曹集镇政府的蒙洼四乡镇污染指挥部、村干部、乡政府，得到的回复只是“等污水处理设备修好了就不会有污染了”。
然而，直到现在，污水处理设备依然没有动工迹象，李大夫每天能从鱼塘里捞出30-50余斤死鱼。“鱼要等到8月份养肥之后才能卖，一斤鱼能卖7、8块钱，加上喂鱼消耗的饲料成本，今年至少要损失几万元钱。”李大夫说。
新京报记者到鱼塘查看，刚一靠近，就能闻到一股粪便的恶臭味，人站在池边，需要不停驱赶飞舞在身边的苍蝇。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新京报记者走访过程中，阜南县多个鱼塘的承包商反映，有污水处理设备修在自家鱼塘旁边，每天几十斤鱼死掉。新京报记者看到，在养殖户张冠恩家鱼塘边上，成堆的死鱼正在散发出恶臭。
待脱贫地区“已无贫困户名额”、拆违拆旧村民家具被埋
走访期间，阜南县郜台乡郜台村的几名村民向新京报记者反映，自家十分贫困，但长期无法申请贫困户，因为村里贫困户“名额满了”。
去年春节期间，郜台村村民郜永生去河南商丘卖米，回来路上遭遇车祸，前半截脚掌全部被截掉，从此无法干农活，家庭收入骤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8年5月30日颁发的残疾人证显示，郜永生为肢体残疾人，等级四级。
祸不单行，去年年底，郜永生出现咳血症状，诊断为肺癌。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2018年11月20日的出院记录显示，郜永生的出院诊断为“右肺癌伴纵膈、颈部淋巴结转移”。
治疗癌症花费太大，新农合仅能报销部分，郜永生妻子多次去村里申请“贫苦户”，村里回复她称，“贫困户（名额）没有了，都脱贫完了。”
然而，按照国家规定，贫困户并没有所谓“名额”一说。在地方政府留言板上，河南省一扶贫办曾回复网友提问，称“对贫困人口实行‘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因此，不存在每个村有多少贫困户名额的问题。”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陈崇贵也曾在今年4月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建档立卡户的名额没有限制，不漏一人，不错退一人。
据新华网消息，2月18日，在安徽省一场脱贫攻坚动员会上，安徽省决定力争全年实现9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等年度减贫目标任务。而阜南县作为安徽省9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摘帽任务范围内。
要想”摘帽“，贫困户数量就有了要求。按照安徽省《贫困县退出实施方案》规定，贫困县退出主要有四大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
为了治病，郜永生只得四处借钱，现已负债累累。“现在已经不吃治病的药了，就只吃止疼药。”郜永生妻子向新京报记者哭诉。
郜放才是郜永生的邻居，他和妻子在正屋后面搭建了一间小房子，平时正屋留给子女住，他们老夫妻住在小房子里，小房子外，他们还搭了一间浴室。去年春节前，小房子和浴室由于属于违建被拆除了。
2017年4月1日，阜阳市人防办发布“五大专项行动”文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实施拆违拆旧专项行动。2018年1月，原市委书记李平在阜阳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文章《跨越赶超的阜阳新路》，其中强调，要大做“拆”字文章。“唯有持续推进大拆迁、大拆违、大拆旧，才能拆出一片新空间、拆出一个新天地、拆出一副新面貌。”去年8月31日，《阜阳日报》发文称，李平要求，9月底前阜阳大地上不能有一处危房。
郜放才夫妻就被这场”拆“字行动波及。据郜放才夫妻回忆，在拆房子的前一天，乡里的干部来村里通知要拆除违建，但当时并没有说具体的拆除时间。正值种麦时节，农人们每天都在田里忙活，无暇准备。
没想到，第二天，两台挖掘机就进村了。郜放才赶紧从田里跑回来，打算收拾东西，这时外面就有人喊，“叫人来，给他抬过去！”东西还没收拾完，郜放才就被几个人抬到了屋外。
郜放才告诉新京报记者，挖掘机“把我的大桌子、柜子、床全都捣得稀巴烂，就在屋后挖了个坑埋了，连被子都埋在底下了。”
同时被拆房屋的还有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妇，她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东西也拿不动，全埋在那底下了。”
不仅如此，到底何种房屋属于违建，由于规定复杂，村民们并不十分清楚。
一对住在河边砖房里的老夫妻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七八月份，房子被当地政府以“害怕下头涨水把房子淹了”为由拆除，“他们也不讲房子合格不合格，直接就扒了”。目前，他们只能暂住儿子家，“等过年我们还得去亲戚家借住。”
扶贫手册涉嫌造假、养老金疑被村干部索回
5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2018年贫困县退出意见的批复》，同意全省18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其中包括阜阳市颍上县、颍泉区、颍州区、太和县、界首市5个县市区。
6月13日，新京报记者走访颍泉区行流镇邱营村，远远看过去，这里像一片别墅区，村子外围很多三四层小楼，屋顶上铺着彩色瓦片，显得十分气派。但走进村内，在这些小楼的背后，隐藏着不少矮小的灰色水泥房。
83岁的王素清一人独居，患有肺气肿，经常喘不过气。她的两个儿子住在同村，但据她说儿子很少履行赡养义务；她还有三个女儿，都身患疾病自顾不暇。2016年起，王素清被颍泉区扶贫办列为一般贫困户。
新京报记者在王素清家中看到两本“扶贫手册”，上面记载了每月帮扶责任人到家中扶贫的“时间”和“成效”。
据一名邱营村村干部介绍，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帮扶责任人每人帮扶五户贫困户，每个月都要去贫困户家里走访，询问家中情况，填写扶贫手册。
新京报记者将扶贫手册上的内容与王素清老人一一核实，发现诸多记载存在争议。
例如，在今年的成效内容中记载，对于1月份“子女过年给600”，王素清称“老大给100元，老三给100元，老四给200元，一共给了400元”；对于2月份“亲戚来看望给900元礼金”，老人表示“没印象”；5月份“子女给400”，王素清称“只给了100元”。
然而，在每项“帮扶成效”后面，均有王素清的签字和手印。王素清说，她不识字，每次均由帮扶责任人代签，“手印也是让我按就按了”。新京报记者看到，每处签名后面都标了“代”字。
新京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颍泉区行流镇邱营村，有王素清类似遭遇的贫困户并非个例。新京报记者与多户不识字老人核对“帮扶成效”时，均有老人表示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
6月26日，邱营村一名村干部李永刚对此事予以否认，李永刚表示，“他们说啥我们记啥，会签字的签字，不会签字的就按个手印。他们不说的事儿你哪敢记呢？”
李永刚称，“农村人都好哭穷，一进门儿都说我没钱，但是你算算，一个人一年养老金就有1000多元。”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邱营村，老人养老金为每月110元，一年共计1320元。
王素清说，今年春节前后，有消息说上级要到村里视察扶贫工作，村干部来到她家，“他们让我说过年女儿给了我2000，儿子给了3000，生活条件很好，但他们根本没给过我那些钱。”
另一户村民也告诉新京报记者，村干部曾交代，如果有上级来检查，让他说“每年家里能剩两万块钱”。
不仅如此，多名村民反映，曾被村干部拿走养老金。
王素清说，去年10月的一天，包括她在内的三个老人被村干部带领，去行流镇领取养老金。
王素清取到了1300多元，然而，据王素清描述，当天夜晚，村干部王某彬来到她家，要求王素清把钱重新交还，称“你不合格，你不应该要这个钱”。
由于取钱当天王素清已经花费700余元买药，最终，王某彬只拿走了600元钱。多名村民向新京报记者证明，当天一同去的共三户老人，均有养老金被村干部拿走。
6月26日，新京报记者致电王素清扶贫手册上的两位帮扶责任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某彬，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另一位帮扶责任人称自己“帮扶对象没有邱营村的人”，至于为何会出现在王素清的扶贫手册上，此人表示不清楚。对于王素清和王某彬，她均表示，“没听过，不认识”。
李永刚则称王某彬“是上一届的，已经不干了，有没有这个事儿不敢确定。”
（陈锋、郜永生、牛玉革、王素清、郜放才、李永刚为化名）
(责编：李枫、袁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