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经过维修后的茶胶寺北内长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修复前
图为修复前茶胶寺二层台东南角及角楼。
（图片来自网络）
修复后
图为茶胶寺二层台东南角及角楼修复后的情景。修复的过程中，使用了许多经过反复论证的新技术。
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团到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境内）考察，将吴哥王宫的盛况记入《真腊风土记》。
700多年后，柬埔寨又将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正式交给中国工作队进行综合研究、保护与修复。“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不仅涵盖了对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同时也将着重于王宫遗址整体的考古研究以及石刻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日前，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相关人员已进入王宫遗址进行勘察。摆在眼前的不只是一份信任，也是保护吴哥古迹26年来的一次新挑战。
那一年，参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的中国专家姜怀英到达吴哥古迹，面对约30亩的范围、5000余块散落的构件，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从1988年起 参与国际合作
将日历翻回到1992年，吴哥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由于遗址本体与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又被列入世界濒危文化遗产名录。1993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拉开大幕。作为最早参与者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从1998年开始，先后在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分别开展了保护修复项目，目前两项目均已完成。
作为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是中国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的第一期援助项目，于2000年正式动工。
那一年，参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的中国专家姜怀英到达吴哥古迹，面对约30亩的范围、5000余块散落的构件，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那时，修复保护吴哥古迹以欧洲人为主，他们说，中国的文物是木结构为主，你们没修过吴哥窟，没有经验。没个3年5年，你连吴哥的门都进不来，还能修好？”
2008年末，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顺利告竣，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修复后的周萨神庙基本恢复了原有建筑格局与艺术风貌。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回答了8年前的“质疑”。“该工程赢得了柬埔寨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同行的高度赞誉。” 柴晓明说。
“我们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理念、法规、宪章、准则为依据，以中国保护实践为借鉴，非常完整地完成了茶胶寺的修复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贯穿整个修复过程。”
“茶胶寺是一个转折”
除中国外，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研究的国家还包括法国、印度、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法国保护修复癞王台、豆蔻寺等；日本保护修复巴扬寺、斑黛喀蒂寺、吴哥寺北藏经阁等；意大利保护修复比粒寺；德国保护修复神牛寺和吴哥寺雕刻；美国保护修复圣剑寺和塔逊寺；瑞士保护修复女王宫……各国在合作保护的同时，也在这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的竞技场上各显身手。
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起，中国已参与吴哥古迹保护20余年。“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是一个转折。”柴晓明说，“从文物保护行业来说，对茶胶寺的修复，展现了中国的文物修复保护理念、传统技艺和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水平。”
茶胶寺是吴哥遗址中最雄伟且具有典型特征的庙山建筑之一，代表了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吴哥庙山建筑发展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理念、法规、宪章、准则为依据，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借鉴，非常完整地完成了茶胶寺的修复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贯穿整个修复过程。”柴晓明说，“同时，我们为柬方培养了一支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团队。”
正如相关专家所评价的：“茶胶寺项目使文物保护中国队从与其他国家队齐头并进，逐渐变成了领跑者之一。”
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的开展，体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实力和担当，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
逐步展现出独特的活力
在中国文物援外之路上，吴哥古迹保护无疑是成功的范例。“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宝石——吴哥窟的保护与发展贡献巨大，项目质量优异。这大大加强了该国的国际行动力和普遍影响力。”保护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科学常务秘书阿泽迪纳·贝肖克教授如是评价。
但参与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只是中国文物援外之路的起点。2014年，中乌双方决定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选择历史文化遗迹共同开展修复保护工作，包括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和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清真寺文物本体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
相关专家认为，中乌在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进行合作修复，体现了和平、合作、共享的新丝绸之路精神。
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作为“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九层神庙局部倒塌，整体变形严重。中国政府迅速展开援助行动，国家文物局选派专家组实地调研，形成了《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文物修复建议的报告》。最终，九层神庙保护修复项目成为中国在尼泊尔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2017年8月，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
“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的开展，体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实力和担当，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柴晓明说。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后，第一时间请中国文物专家参与讨论。国际文物保护需要中国的参与，说明我们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由跟随者变成参与者
“中国参与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大大推进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其中也包括文保技术的进步。”柴晓明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从跟随者渐渐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在柴晓明看来，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中国的参与度逐渐提升，为国际文物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物古迹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包括遗址、墓葬等，我们的文物保护实践给国际文物保护界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柴晓明说，“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后，第一时间请中国文物专家参与讨论。国际文物保护需要中国的参与，说明我们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这认可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界和国际同行不断交流经验、不断思想碰撞的结果。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参与了多个文物援外工程。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和国际同行不断讨论，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大家的文物认识和文保技术都在不断提升。
柴晓明举例说：“‘修旧如旧’‘最小干预’是文物保护的国际共识，但在这些共识下，各国又有自己的做法。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过程中，如果确定用古代的方法解决不了，需要引入现代的技术和材料时，我们强调要‘可逆’，即随着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材料可以随时更换，而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但也有别国专家提出不同意见。正是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专业的各国专家与学者的相互学习、交流、激励过程中，逐步凝练出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体系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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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文物援外在周边国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项目链。其中历史古迹保护修复覆盖6个国家8个项目。具体包括蒙古国科伦巴尔古塔抢险维修项目、缅甸蒲甘佛塔灾后抢险工程等。
(责编：曹昆)
